其实将藩王的护卫三司纳入漕运军体系中,此时已有先例,武宗年间宁王造反,起先就是用的这招,
直到宁藩之乱被王守仁平定,武宗亦未得知宁王造反的兵马到底从何而来。
如今虽说官面上不允许藩王拥有护卫,但拥有护卫的藩王却已经大有人在,自然都是花钱疏通了门路。
没了厂卫,内阁办的事,只要不叫崇祯知道,崇祯还就真的被一直蒙在鼓里。
因各地漕运军大致有缺,藩王护卫三司,到眼下这崇祯末年,已经成了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
好比说,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就与藩王护卫三司关系密切。
这事儿朱由桦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花银子恢复护卫三司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
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即相当于新成立的两支军队。
说白了,这些事儿朝野上下几乎都知道,只有身为皇帝的崇祯被蒙在鼓里,没有厂卫报告,他就成了瞎子。
两日以来,都督七省军事的孙传庭将已到潼关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小而险要的潼关城,大军云集,各支援剿兵马无诏亦至。
将帅们争先恐后来到这里,不断有兵马入境,这让潼关显得比往日更加森严。
潼关没有北门,只有东门、西门、南门和上南门,自孙传庭的秦军开到潼关以后,全城上下就整体换了一副面貌。
从前那些吊儿郎当的官军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戒备严格、装束齐整的将帅及他们的家丁。
孙传庭人还没到,政令已经先到了。
除原本关城守军外,孙传庭在每个城门都增派了秦军千总亲率一千多名秦军兵士日夜防备,严查出入。
城外,所有战略要地,如通洛川及金盆坡等处,也都驻满了提前赶到的援剿兵马。
不仅城内家家户户都被官兵占住,用作营地,就连村庄的外面也是帐幕罗列,战马成群。
百姓们分明听见,官军一到晚上,鼓角号起,人喊马嘶不断,百姓们都缩在家中互相议论,谁也不知道这位新来的陕督带来了多少官军。
两日以来,在潼关一带哄传新任陕督已离开绛州,但具体去哪也没人知道,孙传庭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就连地方官绅也全然蒙在鼓里。
在众人之中,仅有前任的陕督汪乔年事先得知。
汪乔年会事先得知,这还要和崇祯临时的一个决断有关。
本打算“令传庭杀乔年以慑三军”的崇祯皇帝,事后才知道孙传庭与汪乔年原系至交,这才临时改变主意,下旨将原陕督汪乔年降为潼关兵备道,戴罪立功。
其实这并非是崇祯皇帝体恤人才,根本就是害怕孙传庭成为下一个左良玉,不听从朝廷号令而使的安抚之策。
崇祯对孙传庭不放心。
实际上,除了贴身的太监王承恩和周皇后以外,余的所有人他全然不放心,包括正在南阳私自成军的朱由桦。
崇祯皇帝将七省兵事全部交托于孙传庭一人之手,这是无奈之举,也怕后者会仿效左良玉,不听从号令。
所以崇祯朝令夕改,自扇嘴巴,下旨使汪乔年戴罪立功,也有你孙传庭若犯事,朕必杀汪乔年的威胁之意。
之前崇祯是密令孙传庭杀汪乔年,这才有了这回的明旨降汪乔年为兵备道。
若崇祯之前是下圣旨杀汪乔年,无论如何后悔,他也断不会改变主意,这是他身为大明皇帝那有些畸形的自尊心所致。
以明旨此为掩护,也能让这位皇帝继续堂而皇之的坐在龙椅上,忘却先前给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