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30年到1750年期间，费城又迎来了一波大规模的移民。

这波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大部分是德国和爱尔兰的后裔。

这些人来到费城是因为他们老家的动乱。

那时的德国没有统一，分裂为很多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小邦国。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莱茵河流域的黑森、巴登符腾堡、莱茵兰普法尔茨等地区先后卷入了九年战争（又叫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争。

尤其是帕拉丁一带，连年战火后满目疮痍，只剩残垣断壁，幸存的人们纷纷向外逃离，其中有不少人逃到了英国。

英国不愿意在本土安置如此多的难民，便把其中很大一部分安置到了当时被英国吞并的爱尔兰，剩下的小部分被送往了北美的殖民地。

然而，到达爱尔兰的德国人因为宗教、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完全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孤立地生活了几十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宗教矛盾。

于是，不断有德国人再次离开住所。

他们想到了那些前往了北美的同胞，便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北美洲，而这其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宗教环境最为包容的费城。

这是因为，曾经在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强迫每家派出男丁去参加无谓流血的宗教战争，这让德国人心有余悸。

因此相比由严厉的清教徒主导的新英格兰，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宗教包容的费城。

到了1750年，爱尔兰发生了大起义，又把一拨居住在爱尔兰北部的苏格兰人后裔推向了费城。

这些苏格兰后裔曾经在老家和试图占领苏格兰的英格兰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610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在爱尔兰岛划出了一块名叫乌尔斯特（今北爱尔兰及附近）的肥沃的区域，让给了这群苏格兰人。

于是，这群脾气火爆的苏格兰人从英格兰眼中的刺头，变成了对付爱尔兰人的棋子。

然而，和到达爱尔兰的德国人一样，这群苏格兰后裔变得没有了归属感，既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苏格兰人，更不是英格兰人。

最终在动乱里，他们也决定前往费城，开始新的生活。

随着这些新移民的加入，费城人口暴涨，超出了这座城市在当时所能承载的极限。

于是，探索新的生存空间的运动展开了。

许多人离开了日渐拥挤的费城，这其中既有新来的移民，也有已经在费城生活了很久的老贵格会成员。

他们离开费城，往西前进，顺着印第安人留下的路径，走进了阿巴拉契亚山，然后沿着蓝岭背后的谷地，往气候更加温暖、土壤更加肥沃的南方前进。

沿途上，一个个新的据点诞生了。

每一个新的据点，都是一个抉择：继续前进，就此安顿，还是沿途折返。

有人停留了，有人折返了，但更多的人继续走了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这些据点一个接一个，一直延伸到了弗吉尼亚的西南部，而且它们排列有序，彼此之间间隔大约30公里——正是当时一天可步行的路程。

这些寻找新家园的人并不孤独，在他们的身后，跟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商人：木匠、铁匠、药材贩子、裁缝、兽医、酒商等等，为沿途的据点带来了必须的货物和服务。

随后跟进的还有不同派别的教会，在大的据点附近建起了教堂，进而形成了新的城镇。

在新家园安顿之后的人，也在南方温暖潮湿且土壤肥沃的环境中，开始了耕种。

他们生产出的食物，也沿着他们走过的路，被运往费城，进而销售到东海岸的各个城镇。

大量货物开始流通，马车取代了徒步和骑行，成为了这条路上最常见的交通方式。

于是，这条路得名大马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