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从来都没有人被纳入过‘民籍’，而是按照出身，纳入农籍、商籍，又或是官籍、宫籍。

这就好比后世，数学专业学子的课表上，会有微积分、代数、几何、统计等课程，唯独不可能有一门课叫‘数学’一样；

汉家的民众有农籍、商籍，乃至官籍、宫籍，唯独不会有‘民籍’。

在当年那场东征卫满朝鲜的战争之后，本就生活与朝鲜治下的民众，便被纳入了‘民籍’；

而后续派往当地的屯耕团，其团卒才被纳入了当地的‘农籍’。

之后，当地民众与各屯耕团之间，也可谓是井水不犯河水。

——屯耕团以城池为中心，向四周开垦荒田；而当地群众，则依旧按祖辈们留下来的生存技能，以渔猎为业。

屯耕团是半军事化集体，团卒除了那栋农院，基本没有其他私人财产，所以这些团卒和当地人之间，也基本不会有什么交流。

顶天了去，也就是屯耕团将领出面，用集体财物，和当地群众换取一些物资。

近两年的井水不犯河水，也终于是让当地群众不安的心逐渐安定了下来，习惯了以‘汉民’的身份，继续在当地生活。

但对于这些民众，长安朝堂，却至今没有确定的安置方桉。

问题的核心，主要在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

有人提出过，将当地人直接纳入农籍，并按照汉律承担税、赋，以及兵役、劳役；

但当地民众独特的生活方式，却又让朝堂根本无法下定决心，向这些新汉民收取农税。

——因为绝大多数朝鲜土着的生活方式，就是在春、夏两季捕鱼，再偶尔上山打猎，然后借着秋天，将猎物都制成肉干！

向这样的群体收取农税？

怎么收？

三十税一？

每抓到三十条鱼，就把其中一条当农税交上来？

还有口赋，又怎么办？

每人每年四十钱？

还是按照鱼的市场价，再收几条鱼上来？

再有，就是中原百姓承担的兵役、劳役，对于这些以渔猎为生活方式的群体，也同样难度重重。

原因无他：兵役、劳役的执行，是以农民时时刻刻守着农田，根本不出远门作为基础。

但以渔猎为生的朝鲜民众，几乎每年春天，都会以家庭乃至宗族、部落为单位，离开自己的住所，各自前往河流各处捕渔；

一直到夏季中旬，这些人才会结束捕捞工作，并开始四散游猎，争取获得更多肉食。

在此期间，部落里的男人外出捕猎，妇孺老幼则负责处理猎物，制成可以保存更久的鱼干、肉干。

等到了秋天，这些人才会零零散散的回到，窝在自己的山洞或树洞里，静静等候冬天的到来。

这就使得汉家在中原施行的兵役、劳役制度，根本没办法照搬到这些朝鲜土着的身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某年夏天，安东郡想修条路，就派官吏去征劳役，结果发现方圆几百里的朝鲜人，都不知道跑哪里捞鱼去了！

又或者某年秋天，安东郡决定组织冬训，让年轻人按照中原的惯例参加军事训练，结果腿都快跑断了，都没找到这些人居住的洞······

说白了，长安朝堂头疼的点，就是朝鲜当地的土着民，具有极高的流动性；

外出渔猎且先不说，就连居所，都和匈奴人一样，走到哪是哪。

原本住了几年的树洞，什么时候看着不顺眼了，说丢就丢；

又或者某一年，外出渔猎回来的完了，也很可能就地找个差不多的地方，凑合着就猫冬了。

而且不同于中原，某个农民不见了，官府还能找街坊邻里打听——朝鲜土着民，都是以部落为单位居住，只要丢，那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