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直接外方为县级单位的副职，甚至于某些小县的一把手，即县令。

说这二者简单，倒也不是说成为这样的人简单，而是这样的人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甄别。

毕竟再怎么说，在这个近距离通讯靠嘶吼、远距离通讯靠书信的时代，连‘养望’的技能点都没点出来的华夏百姓，根本不可能刻意营造出某人‘很孝顺’或‘很会种田’的名声。

在这个世代，凡是被举为‘力田’的人，那就必然是能在下田种出上田的产量、在上田能种出上天的产量，且能时刻影响、教导身边人的能人。

至于孝廉，也必然是人品完美到无可挑剔，单是提个名字，就足以让方圆千百里的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这人能处，是个大孝子’的人。

明白过来这一点，再看过去十几年，整个汉室天下才出了七十多个力田、十几个孝廉，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力田、孝廉的要求都如此严苛的情况下，‘贤良方正’这个群体，就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甚至即便是遇到了，人家也未必愿意做官。

所为贤良方正，顾名思义，指的是‘贤良’‘方正’这两种人才。

其中的‘贤良’指的便是具有‘贤者’的素养，及良好的能力者；

至于‘方正’，则是品性端正，德行优秀到闻名天下者。

按照《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汉室朝堂对于贤良方正的要求，是‘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单就这直言‘极’谏、‘匡’天子之不逮这两点要求，便几乎指明了‘贤良方正’这个群体的实质。

——国士！

——能一眼看出国家制度的弊端，并直言道出解决办法的治国之才！

这样的人，但凡能被纳入朝堂体系，起步就得是内史、廷尉这样的实权九卿衙门副手，保底也是按照准三公的方向培养！

而通过这个渠道获得任用的官员，随便拿出一个人，也都必然是垂名青史，令后世人如雷贯耳的史前巨擘。

——汉文帝元年，举贤良方正贾谊，聘为博士，迁太中大夫！

——汉文帝四年，举贤良方正晁错，任为太常掌故，兼太子舍人、门大夫！

——汉武帝建元元年，举贤良方正公孙弘，聘为博士！

作为‘贤良方正’群体的代表人物，贾谊贾长沙的大名，自是垂名青史；

《尚书》博士晁错，以景帝学师之身，在景帝朝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更凭一己之力推动《削藩策》，一举戳破了‘宗亲诸侯’这个毒瘤，直接引发了景帝朝唯一的一件巨大政治事件：吴楚七国之乱。

至于猪倌丞相公孙弘，更是四十岁开始读书、六十岁才被征辟为士，成为了武帝刘彻一朝，仅有的一位手握实权的汉相！

从这一个个即便纵观青史，都享有极高声誉的人，就不难看出‘贤良方正’这个群体，对封建政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后世三国时期，‘卧龙凤雏，得其一可安天下’一样：在汉室，能被征为贤良方正的人，只要出现一个，就能保天下三十年安稳；出两到三个，就足以推动一场旷古绝伦的太平盛世！

而这，也正是过去十几年，自汉室鼎立至今，都从未曾有一个人，能被汉家朝堂征辟为‘贤良方正’的原因。

贤良方正的选拔条件，实在是太过于苛刻了······

苛刻到了只要被选上，就基本能直接按‘准三公’，甚至‘准丞相’培养的程度！

举个非常具体且直白的例子。

——四年前，尚未太子的刘盈储位动摇，为保刘盈储位，太后吕雉托留侯张良亲身前往，自商山请来了四位避世老者，也就是世人常说的‘商山四皓’。

而这四位老者，便是曾被先皇刘邦征辟为‘贤良方正’，点头就可以